我能看见状态栏 第260节（3 / 5）

查报告和病例扔到了桌上，“记清楚了，你们现在是在大急诊中心里上一线临床，不是在同德医学院附属医院里搞跨部门会诊的！没有人会盯着你们的诊断，等着看你们的笑话——只有马上要死的病人等着你们来救命！诊断不需要做到百分百正确，但一定要平衡好治疗和正确率——那么多检查手段，就是为了帮你们试错用的！”

辞职

试错，是临床诊断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它能够让医生们迅速判断出患者的真实情况，而不是尝试着同时处理多种可能。但在国内，对于“诊断试错”，临床上一般有两种进行方法。第一种是通过检测来进行试错——这种方法唯一的缺点就是会增加一些患者和医保的负担。而第二种，则是限制更加严格的“诊断性治疗”。

孙立恩用过诊断性治疗，可只要能有其他的选择，他也不想这么干。诊断性治疗过程的繁复却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。

从原理上来说，诊断性治疗倒是非常容易解释。医生们已经把患者可能罹患的疾病从浩渺如烟的几千上万种，缩小到了那么两种或者更多的范围中。但由于各种原因——可能是因为病情进展速度太快，可能是因为科学进步的程度尚且不足——总之，在仔细平衡过了各种可能性之后，医生们决定采用某种特定药物对患者进行治疗，并且观察治疗反应。

如果患者好转，则可以确定罹患疾病为a，如果没有好转，那么就按照b或者c、d乃至其他疾病再次进行诊断性治疗。

医生们选择这种方式进行“诊断”，对于患者的风险也就显而易见了——如果第一次就没有猜对，如果连续排除了所有可能但都无效……那么患者本人就很可能需要付出病情被延误惨痛代价。

因此在国内的现行情况下，医生们不到万不得已，基本都不会使用这种方案。如果要使用，那繁琐且麻烦的告知过程也会变得非常痛苦。并不是所有家属都能够接受医生们关于“赌一把试试看”的方案，他们更希望能够把一切都掌握在手里，包括自己亲人的生命健康乃至生死。

“只要有必要，那就去做。只要是你们认为对患者最好的，那就去干。”张智甫教授喘了两下，咳嗽着说道，“这里是诊断中心，什么病人会来诊断中心看病的？在其他地方看不好、看不明白，但是又不甘心回家等死的人才会来这里——把你们以前在同德附属的那些习惯统统忘掉！”

临床医生，尤其是大型三甲的临床医生往往有个习惯。往好听了说，他们习惯为患者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式。往难听了说，他们习惯看碟下菜。

并不是所有患者都有能力负担所有类型的治疗方案。医保并非万能，有很多药物和治疗方案是医保所不能报销的。就算有医保报销，不同的患者也分医保报销等级，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压根就没有医保覆盖。

当面对这样的患者时，“经验丰富”的大型三甲医院的医生们往往会先和患者聊聊家常。问问看患者本人和家属的工作情况。总而言之，就是通过各种不太容易引起患者以及家属反感的方式，确定患者以及家属的经济条件、承受能力、治疗意愿等等。

如果医生们明确得知，患者家庭经济条件不好，而且家属也没有太强烈的治疗意愿的话，那通常就会干脆不怎么提手术治疗的事情，转而推荐一下进行保守治疗。而如果患者家庭条件尚可，本人求生欲和家庭治疗意愿都非常积极的话，那就会把推荐治疗的重心转移到更积极且价格较高的项目上去。

张智甫教授要纠正的，也就是自家组员的这个习惯问题。在他看来，综合诊断中心是一个没有那么复杂的机构。医生只管看病，患者和家属只管配合就行。如果家属没什么治疗意愿，又或者无力支付治疗费用的话，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会到综合诊断中心里来。

听到这里，孙立恩觉得自己还是稍微解释一下比较好，“事实上……如果碰到无力支付费用的患者，在对方同意把诊断资料公开，并且在审核后共享给武田制药的话，他们的诊断费用是可以全免的。”

孙立恩刻意把“诊断费用”四个字说的重了些，毕竟这也是当初武田制药和四院达成的合同的一部分。按照武田制药的合同，诊断中心每年可以免费诊断的病人数量不超过一万名患者。而治疗费用也有相应的减免和资助，虽然比例并不算很大，但“武田制药旗下所有药品五折”的承诺就已经足够很多人跨过生死的距离了。

目前武田制药在国内上市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消化道疾病，心血管疾病和肿瘤上。而其他在境外上市的产品则尚未通过国内审批投入使用。可以说小林丰的“慷慨承诺”本身并不会为整个企业带来多少压力——诊断费用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范畴，并不是每一个需要诊断的患者入院后都需要做pet扫描或者全身核磁共振，又或者ngs检查。况且这些检验项目连机器带耗材全都是武田制药所提供，成本并不算太高。

“那就更应该多做检查了。”张智甫教授点了点头，然后继续补充道，“不要担心给检验科造成压力，也不要担心家属不理解。你们只需要